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青年时期辅佐他的父亲李渊，扫平群雄统一中国，建立起大唐王朝。晚年又亲征高丽，取道碣石，路经秦皇岛，写下了《春日望海》的五言诗。这首诗共20句，即：“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积流横地轴，疏派引天璜。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指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有形非易测，无源钜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出桑。芝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这首诗对仗工整，音律和谐，即景抒情，睹物言志，符合唐太宗的诗歌特点，即一方面经世致用，一方面又不乏美感。只是最后一句“端拱且图王”令人费解。唐太宗东征高丽的是在公元648年，即贞观二十二年，这就是说他即位已经二十多年了，本不存在“图王”当皇帝的问题，可见这句话有其更深刻的含义，就是说他的端拱且图王的王字不是只想当个皇帝，而是要当一个儒家学派所极力推崇的“行王道、施仁政”的好皇帝。
唐太宗是这样想的，而且也确是身体力行这样作的。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王道，主张以德服人，通过尚贤使能，节用裕民等政治措施，争取人民的拥护。他曾一再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在继位时对百官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之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中取得。所以设的官职，必须为民众办事，应该选用贤才，不能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来定官职的大小。”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问题时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会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德才兼备的人才可用。”因而在贞观一朝，德行是用人时的主要考虑。不仅要求臣下这样，就是皇帝驾驶臣下，也要以诚信为原则，不玩弄权术。他一再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尤水，君自为诈，欲臣下直行，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又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这是儒家忠信之道在君臣关系上的典型运用。唐太宗就是按德才兼备的原则，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他继位后首先改组宰相班子，把高祖时留下的姻亲宿旧，迂腐保守的一班人，一年间几乎淘汰殆尽。他执权23年，亲自选拔23名宰相，其中有出身关陇世族的，也有出身山东大族的，还有的出身普通地主的，其中有的曾是他过去的政敌，如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宫官，曾力劝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太宗爱重人才，不念旧恶，一再拔擢，位至宰相，表现了政治家的容才之量。这些人在隋末大动乱中都有丰富的阅历，对农民起义风暴的印象极深，为官以国事为忧，孜孜求治，多能直言敢谏，时时以亡隋之鉴劝诫太宗，因此贞观年间君臣相互约束，不敢重敛百姓，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他还特别注意对地方官的选拔和考课。他说：“为朕养民，唯在都督刺史。”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坐卧恒看，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政和劣迹，以备赏罚。后来他更完善科举制，比较广泛地给各阶层知识分子以政治出路。网罗天下英才，从而扩大了唐政权的社会基础。
唐太宗所以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还因为他善于纳谏兼听。他曾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很赞成这个意见，要求群臣知无不言，并虚心采纳。他非常重视谏官的人选，提高他们的地位，鼓励群臣敢于犯颜直谏。公元630年他征发民工修建洛阳宫，张玄素上书谏诤：“今日财力还不如隋时，人民元气未复，要役使他们，恐怕比隋炀帝还伤残百姓”。唐太宗说：“你认为我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桀纣如何？”，张玄素说：“工程若不停止，就是跟桀纣一样的乱政。”唐太宗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下令停止修洛阳宫。魏征是最直言敢谏的人，他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盛怒，也神色不变。太宗说：“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所以我敬重他。”后来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用铜为镜，可以正衣服。用史作镜，可以知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我一直珍视这三面镜子，予防自已的过失，现在魏征死了，我丧失一面镜子了”。
贞观年间，唐太宗将儒家的最高理想均田制付诸实行，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加之政治清明，刑法宽平，人民能在安定的条件下致力生产，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贞观三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都返回乡里，全年才判死刑29人。以后又连年丰收，米粟每年不过三、四钱。出现了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太平景象。自长安至岭南，行客不需自带粮食，沿途可以得到充分供应。有的地区农村，对过路旅客厚加招待，临行时还赠送礼品。
唐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唐太宗继位前后，边疆上威胁最大的是东突厥。唐建立后，东突厥支持北边割据势力与唐军作战，阻挠国家统一。太宗初继位，颉利可汗认为有机可乘，带领10万骑兵深入到长安附近，唐太宗只能采取防守的政策。公元629年东突厥由于内部矛盾，陷入分崩离析状态，唐太宗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派李靖、李勣率十几万精兵分道出击，大破东突厥，俘虏了颉利可汗，灭了东突厥，解除了北方的边患。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四夷一家”的开明政策，在战争后，无论是被征服的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仍让原来的首领统治原来的地区和人民，还以宗室女嫁给少数民族首领，结成亲眷，其中以文成公主进藏，成为汉藏关系中的佳话。少数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他还让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在京师任官，并与汉官同等待遇，不少番将领兵征战，立下了奇功。各少数民族首领，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在唐太宗病逝时，一些少数民族的酋长和将领，要求杀身以殉，有的割破面部流血，追思不已。
唐太宗实行对外友好政策，开创了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盛世。他修道路，开驿站，保障内外交通畅通，欢迎四方来客。唐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访使节络绎不绝，对于各国使者，唐太宗以礼相待，唐朝出访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国家的迎接。唐太宗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唐内地经营，波斯人（现在伊朗）、大食人（现在阿拉伯国家）、回纥人（西北一带少数民族）在所有的较大城市都留下他们的足迹。有腰缠万贯的珠宝巨商，有放债牟利的高利贷者，也有卖药材开酒坊的小商人，还有卖胡饼的穷波斯，五行八作无所不有。而中国特产的丝绸、茶叶也通过驼队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唐太宗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表现在文化上的广泛交流，贞观时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包括学者、艺术家、医师、工匠、留学生、宗教徒、官员，他们肩负摄取中国文化的使命，竞相来唐。长安的国子学和太学有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日本的留学生，唐负担留学生的全部费用。这些留学生把当时先进的唐文明带回国去，促进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如日本以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蓝图的大化革新就是圣德太子在留学生协助下进行的。中国的仁人志士也相继出访，周游东西方国家。如玄奘和尚曾去天竺国（今印度）取经，回国后除从事译经著述之外，还写出《大唐西域记》，介绍中亚、印度等地的社会情况。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外国的科技、体育、音乐、舞蹈都加以吸取。可以说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而唐太宗则是唐对外开放政策的奠基人。
唐太宗晚年亲征高丽，主要是由于高丽从南北朝开始,势力逐渐强大，多次出兵犯境，占有原中国的辽东各地。后来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又弑亲唐的国王高武，唐太宗借此兴兵，准备收复失去的辽东土地。他手诏谕天下：“以盖苏文杀王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毋为劳费”。公元648年春二月亲征高丽，先后攻克辽东的盖牟城、辽东城、白岩城，至秋9月，攻安市城不克乃还师，这是唐太宗生前唯一没有获得全胜的一场战役。但徙其民7万余人安置在辽西郡。在现在的卢龙、抚宁一带设置朝鲜县，所以在我市有一些高丽城遗址，还有大量的李世民东征的传说和东征时留下的地名，这都说明我们这里正是唐太宗东征高丽时经过的地方，而春日望海诗的创作，应该是在他出征时的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