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张学良将军的名字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的命运跌宕起伏，与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紧密相关，他以百岁的高龄，见证了中国百年战乱纷争、动荡发展的历史。
众所周知，1929年的东北易帜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张学良将军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其实，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也曾与秦皇岛息息相关。1924直奉大战期间，张学良将军曾率主力军队与直系军阀在山海关决战，而他生前三次来过北戴河的故事更成为秦皇岛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在秦皇岛这段岁日里，张学良将军度过了一生中几乎是最难忘的岁月，从军事、政治到情史，这段岁月事关他一生命运，紧锁其一生运势，在将军的一生里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光芒。
张学良第一次来秦皇岛是在1924年的夏天。当时第一次直奉大战，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惨败告终，二次直奉大战又迫在眉睫。为扩充军备，23岁的张学良作为东北航空处总办、航空学校校长，花重金从法国购买了水上飞机，飞机由轮船运抵秦皇岛港后即运往北戴河赤土山机场试飞。
在1924年的中国，水上飞机是新生事物。这一年的春天，张学良从国外聘请教官，购进各类飞机120架，组成东北军空军，自任空军总司令，并亲自学习飞机驾驶技术，立志要让东北军空军实力成为全国之冠。
这次张学良一行来秦皇岛试飞，便抱有这个目的。在北戴河，他首先拜访了时任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会长的朱启钤，朱启钤也是张作霖的世交好友。张学良热情邀请朱启钤全家到海边观看飞行表演，朱启钤一家欣然前往。
天蓝海碧，张学良来了兴致。他将朱一家人领到自己的坐机下，邀请他们上机做空中游览。朱启钤的四女儿朱律筠勇敢的接受了邀请登上了飞机，朱启钤的小儿子朱海北也不示弱，刚要登上战斗机，却被其母拉住。朱老太怕儿子出事，不让他冒这个险。在隆隆声中，飞机驶出跑道，如燕子一样穿云入天，引得围观的人一片掌声。
从飞机上下来，张学良意犹未尽，由朱海北陪同，游览了海滨各处名胜，又在莲花石公园摆开了网球战场。张学良兴高采烈，打得热汗淋漓。
当晚，朱启钤在霞飞馆设宴为张学良洗尘，松涛草堂内灯红酒绿笑语喧哗，张学良心情很好，宾主尽欢间，他注意到了朱启钤的小儿子朱海北，用日语呼他为自己的好“案内”，朱海北对少帅的注意感激不尽，也从那一天开始，决定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张学良。
次日一早，张学良即返回奉天。这次的行程虽短，但是北戴河给张学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这短暂的北戴河之旅也成为张学良三次来到北戴河之行中最轻松最休闲的一次。此次之行，更促进了两对好姻缘，张学良的随从中有两人成了朱启钤的乘龙快婿，其中少校驾驶员吴敬安与勇敢的四小姐朱津筠于1925年结婚，五小姐朱光湄嫁给了随行的少校秘书朱光沐。朱海北经此行后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后来则成为了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副官。
1924年9月下旬，震惊中外的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吸取第一次大战失败的教训，奉系和直系的军阀都投入了全部的兵力。奉系采取的战略是“集结主力的绝大部分于山海关、九门口一带，准备在此给予敌军以决定性打击。”奉系军队于是向热河、山海关、九门口等地进军。
第二次直奉大战使张学良的命运又与秦皇岛联在了一起。做为奉系军队第三军军长，他指挥军队担任正面主攻山海关的任务。在山海关一线阻击直军的战役中，年轻的张学良开始展露头角。奉军久攻山海关不下，开始转战九门口，九门口攻下后，又突袭石门寨，为夺下山海关打好了基础。
在激烈的九门口战役中，张学良不但表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更在自己的情史上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这就是他与第二任夫人谷瑞玉在九门口战场上的结合。
谷瑞玉是张学良的第二任夫人。最早，谷瑞玉在天津租界的一家外国人开办的英语学校里学英语，而年轻的张学良也在那里学习，谷瑞玉出身于良好的上等家庭，容貌娇好，有才学，并且能讲一口标准的英语。初次见面，张学良就为谷瑞玉的气质和才学而折服，谷瑞玉也为少帅的风采而倾倒。他们在一同学习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时张学良因为与于凤至的感情很不错，又因为婚姻是严父亲定等原因，无法公开与谷瑞玉的感情，只能把心中的爱意压在心里，与她保持着亦情人亦友人的关系。
直奉战争再起波澜后，张学良离开了天津优裕的物质生活，走上了战场，谷瑞玉辗转反测，写了一封信给张学良，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并毅然决定亲自去战场找张学良，与他共度难关。
谷瑞玉为了见张学良一面，冒险前往九门口，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与张学良会了面，她的出现，是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的，两人之间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火热情感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张学良抛开一切束缚，与谷瑞玉在战场上结合了。这段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战场上的罗曼史，在张学良将军的情路生涯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华彩。
这对战地鸳鸯在直奉战场上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浪漫难忘的一段时光，一直到最后东北军最后胜利，谷瑞玉一直陪伴在张学良的身边，几乎每一次外出作战时，她也都陪同前往，当时有人叫她为“征战夫人”，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个大家闺秀能有如此的勇气和魄力，是很少见的。
奉军在占领石门寨之后，便把前线指挥总部移到了沙河寨。张学良、张作相等都在那里住过几天。此时，张学良住在了高玉瑞家中，因这家房主颇有文才，张就拜他为师，在激烈的战事之余，两人经常在一起对诗论书，调剂心情。他还曾为高家题过\"半潭秋水一山房\"的匾额。
1924年10月11日，正值直奉双方在山海关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从根本上扭转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局势。这场山海关争夺战，最终以奉系的胜利告终。第二次直奉大战，使中国的格局发生了改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年轻少帅张学良则在这次大战中迅速成长起来，战争结束后，他在天津与战地夫人谷瑞玉经过家人的同意，正式结合，但是这段婚姻最后却因性格不合等原因，以离婚悲剧告终。
1929年7月，宣告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的张学良到北平出席了有蒋介石、阎锡山参加的所谓“三巨头会议”。会后，张学良正要返回奉天时，夫人于凤至发来电报，告知他们最宠爱的幼子因病夭折。惊闻噩耗，张学良悲伤难于自拔，即使在火车上仍悲戚不已。在这种情况下，副官们商议，认为他此时不宜回家，为免触景生情，不如先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再说。张学良同意了这个安排。于是副官朱海北做为先行官急匆匆地赶到北戴河安排食宿事宜。
这次秦皇岛之行，不但治愈张学良心头的伤痛，更为这位传奇人物的情史填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当时，因朱海北的安排，张学良下榻在了北戴河章家大楼。这座住宅位于莲花石公园的南边，别墅的主人章瑞亭是当时天津著名的大亨，与东北军和各路军阀多有交往。张学良以后来北戴河也是住在这里。
张学良的另一批随行人员则被安排在了朱启钤的家里。一切安排妥当后，朱海北奉命去奉天将于凤至接到了北戴河海滨，这时，在张学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也于此时来到了北戴河，她的名字叫赵一荻，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赵四小姐。
张学良一生的三次婚姻有两次是与天津有关的。他与第二任妻子谷瑞玉在天津结识，而在张学良与谷瑞玉分手的一段时间里，赵四小姐的适时出现也添补了他情感上的空白。两年前（1927年），在天津的一次舞会上，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相识，赵一荻美丽的身影、开朗的性格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而少帅的年少有为、倜傥英姿也令赵四小姐心动，两人在当时即已暗生情愫。
赵四小姐为什么会来到北戴河？或许是为张学良而来的，或许另有其他原因也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次她随着哥哥赵道生及二姐到了北戴河，却使其与张学良的感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北戴河期间，张学良经常到她下榻的毕其饭店与赵家兄妹相聚，晚上则与佳人共舞，每日游泳、垂钓、跳舞、打球，在那里过上了一段情意绵绵的时光。
当时赵四小姐只有17岁，她与张学良的恋情公开后，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赵四小姐的父亲，曾当过沪宁、津辅等多条铁路路局局长及北洋政府交通次长的赵庆华勃然大怒，专门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启示，与赵四小姐正式脱离关系，而从此以后，他也确实没有再与赵四小姐见过面。
面对着来自家庭的巨大阻力，勇敢而又自信的赵四小姐并没有屈服，她不要名份，不怕责难，毅然抛开一切，与张学良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毕琪饭店相见，并订下了白首之约，张学良回到奉天后，赵四小姐也决然离开天津，随他而去。自此风雨同舟七十多年。直到34年以后，在1964年的7月4日他们才正式结为夫妻，那时张学良已经64岁，赵四小姐也有51岁了。
除了这段情史以外，张学良的第一夫人于凤至也在北戴河留下了“违禁奖路警”的一段佳话。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于凤至和当时海滨的时髦女子一样，骑着毛驴出游，一路出来，沿西海滩东行，两旁风光如画，引人流连，于凤至左顾右盼，竟忘了控住缰绳。到第六桥时已走上人行道，当即被路警阻止，告知违章应该罚款，于凤至急忙从驴身上下来，交了罚款，还掏出10个大洋奖励路警，夸他尽职尽责。此事后来被天津《益世报》记者得知，登在报上，反响很好。
张学良本人也严谨守规，海滨为了风景区的安静和清洁，严禁使用摩托车与汽车等交通工具，张学良认真遵守这些规定，将所带来的机动车辆全留在火车上，只留下了自行车用以代步。这种行为在当时也被人传颂。
也许是北戴河浪漫美丽的风光更易使人的情怀炽烈激动吧，张学良的北戴河之行，不但使自己找到了真爱，也使自己的弟弟张学铭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他在北戴河与朱启钤的六小姐朱洛筠一见如故，结为秦晋之好，使张、朱两家从此结缘，联为一体。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了。中原大战是1927年北伐胜利以后，为了重新瓜分控制中国各地方统治的势力范围，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军阀联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于1930年举行的一场大决战。战争空前残酷，双方死伤惨重。
在当时很多新老军阀都卷入了其中。而在这些军阀中，在关外拥有35万奉军的张学良就显得举足轻重，当时的情形是，在战场上旗鼓相当的各方谁能得到奉军的帮助，谁的胜算会很大。张学良的实力在当时也确实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所以中原大战对峙的各方都把目光瞄准了张学良。
1930年8月，张学良第三次来到了北戴河，此时的北戴河虽说良辰美景未变，但政治气氛已经空前紧张，张学良的心也是阴云密布，难以开怀。
由于中原大战，中外的达官贵人们不能南下办事和上庐山避暑，于是纷纷云集北戴河避战。为了避开蒋、冯、阎等各方的游说，张学良抵达北戴河，朱海北等随从人员先率一个警卫连护送夫人于凤至等先到，随后张学良也携赵四小姐来到。
这一次，张学良等人继续住在章家大楼，这里警卫森严，赵四小姐从这时开始，也进入了和张学良同甘共苦的岁月，做为张学良的贴身秘书和侍从小姐，她住进了副楼里。
张学良一到北戴河，蒋、冯、阎等各派军阀也派出代表跟踪而至，他们当然都不会放过拉拢张学良的任何时机。至此，北戴河成为了各种政治力量角逐争斗的政治舞台。
蒋介石游说团的代表吴铁城、张群、方本仁、刘光先到了，他们还带来了南京政府的委任状，任命张学良将军的下属于学忠为平津卫戎区总司令、王树青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学铭为青岛警备司令、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等，当然，这不过是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而使出的手段，他还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海陆军空军副总司令，企图通过高官厚禄收买张学良。
对东北军其他的将领他们也极尽拉拢之能事，朱启钤的别墅也成为了公关交际的场所，张群等人经常在此处宴请张学良派系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秘书长王树翰、副官胡若愚及朱海北等张学良的亲信。在觥筹交错、方城竹战之中，封官许愿之话不绝于耳，但东北军各将领忠于张学良，此举效果甚微。
接着，阎锡山、冯玉祥的代表商震、傅作义，汪精卫的代表郭泰琪、陈公博等人也到了北戴河，一时间，海滨城内军政要人云集，各路势力粉墨登场。
而处在旋涡中的张学良在此时却显示出了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他在8月27日晚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守我素志，至于图利之事，决不愿为。”而且对中华民国副司令之职，也不接受，他还劝各路军阀后退一步，与民休息，表示了自己不偏不倚、态度中立的立场。
蒋介石见拉拢张学良不成，又采取了其常用的手段，决定用金钱高官的方式分化其他的东北军军官，从中渔利。他把目光对准了东北军将领临绥驻军司令于学忠，并通过自己在日本时的同学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之手，给于学忠写了两封亲笔信，希望于能独自举兵向西相助。不料于学忠并没有为之所动，他不但把蒋介石的信全都交给了张学良看，还复蒋信一封，表明心志，决不背叛张学良。
蒋介石见拉拢于学忠不成，又通过第三军团总指挥使何成浚指使其所属寇英杰部参谋长陶敦礼出面，到临榆县拉拢其他的东北军将领。陶敦礼在当时是临榆县税务局局长，他到临榆后，以300万大洋的许诺，收买了驻扎在山海关的东北军陆军步兵第213旅旅长马廷福。
马廷福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决定孤注一掷，投蒋反张，他与641团团长孟百孚、640团团长安褔魁等人密谋背叛张学良，出兵天津、北平援助蒋介石。为了保证他们不变心，陶敦礼先将100万元大洋汇到了马廷福在奉天中国银行的账户上。
马廷福等人在此时频繁活动，出没于山海关、北戴河之间，蛊惑军队，此时局势紧张，反叛行动已是箭在弦上。
马廷福等人曾向于学忠透露了此次的阴谋。据解放后于学忠回忆录记载，当时，马廷福曾要把他也拉下水，于说：“东北系统对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决不可如此行动。”但马廷福并未听从他的劝告，有一天，马廷福带着孟百孚、安福魁等手下找到于学忠，声称将要叛张，要在几日内采取行动，胁迫滦东五县的壮丁向西进军。安福魁还声色俱厉的说：“现在谁要不干，就把他这么着。”并以手势作砍头状。
于学忠见情形紧急，一面稳住对手，假意嘱其稍后行动，一面即将此事秘报张学良。闻听消息后张学良并没有慌，他与于学忠商量，要在不动声色之间，逮捕马廷福。并对于学忠说：“蒋介石这一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们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经过一番密议后，张学良采纳于学忠之意，借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命于学忠兵分两路，将马廷福、陶敦礼等人一并逮捕。
马廷福事件后，北戴河空气一时紧张之极，谣言四起。8月16日，日文满报报道张学良已死，奉天的号外也传出消息，谓张学良已于15日在北戴河遇刺，生死未讣。不久，在平津方面也有同样谣传，各地探询之电如雪片般飞来。
马廷福叛变败露后，蒋介石的代表吴铁城、张群惊恐万丈。他们吓得连夜躲到了朱启钤家，并匆匆撤出北戴河。而此情此景却令冯玉祥、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大喜过望，在他们看来，此刻的情形正是把张学良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的最好时机。于是纷纷再派代表来到北戴河，进行新一轮的游说。
在这个纷乱的时刻，张学良的叔父、奉军老字号人物张作相也致电张学良，说：“须知终属守向来的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他是以自家人的身份提醒张学良，不要在这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迷失了方向。
为了稳定人心，8月16日，张学良在北戴河给东北省首脑发出电报，在电报上他详细的说明了此次兵变的由来与经过，并称赞于学忠“顾虑周详，处置敏捷，”为东北军人增莫大之光荣，他还声明此次平定兵乱：“不损一兵，不折一矢，而渠魁就擒，邪气顿消，尤见得道多重，失道寡助也。远道传闻，深恐失实，特电奉闻。”
张学良电报发出，以正视听，使谣言土崩瓦解，而在变故重生、诡谲云波的政治局势面前，张学良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一方面，他对蒋介石方面的代表张群、吴铁城等人并不追究，相反，还视若上宾，令对方大为感动。另一方面，对反蒋阵容里的说客也泰然处之，决不轻易许诺和表态。
蒋介石见此计未能成功，于是阵前换将，准备撤回张群等人，急电召回另一代表李石曾即日北上，代替张群等人继续斡旋。在8月22日，汪精卫派出了陈公博、覃振、郭泰琪等人，偕同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等以中国国民党会议扩大会的名义前往北戴河，晋见张学良，这些人中不乏有资历有名望的国民党元老，张学良也不敢怠慢，他派副官胡若愚到车站迎接。胡与他们也都认识，于是就告诉他们，张学良的态度是不帮助蒋也不帮助冯、阎。这个消息令前来的反蒋集团的人颇费疑猜，不知是喜是忧。
24晚10点，覃振、陈公博一行来到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住处，张学良也应邀到来。他们想利用顾维钧的关系，再次说服张学良。大家各怀心事，落座没多久，即进入正题。张学良开口表达了四种意见：一，东北行动，只求有利于国，决不为已谋私利；二，内外交迫，国危民困，希望双方能各退一步；三，一切大事须回沈阳召开会议商决；四，目前一切尚在研究中。
阎锡山的代表薛笃弼、贾景德也来专程拜访张学良，面交了阎锡山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而此时，冯玉祥的代表门致中与晋军主将、河北省主席商震等也纷纷来到了北戴河，谒见张学良，想要从他嘴里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但反蒋阵容的活动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成效，陈公博、覃振等人在北戴河玩了一天后，无功而返。回到京城，全城已经轰动，传说陈公博与覃振已经与张学良达成了协议，张要帮助冯、阎反蒋了。各派人士关心结果，而陈公博二人也借此故意含糊其词，以便混淆视听。
在8月25日以后的日子里，各派反蒋势力代表纷纷撤出北戴河，因为没有什么结果，整个情势依然是一团模糊。而南京政府方面，又开始有了新的举动，亲法的蒋方代表李石曾于8月27晚到达北戴河，他先与法公馆驻华公使会合，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也乘英国船赶到，并于8月26日访问张学良，27日晚，在英国船舰上宴请张学良，顾维钧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英、法等外国使节一起出动，在飞扬的彩旗与隆隆的袍声中，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拉张学良进入自己的圈子，为自己服务。南京政府也可谓技高一筹，他们想的法子是利用外国驻华势力对张学良施加影响。
8月30日凌晨，张学良踏上了从北戴河前往奉天的道路，这一步的踏出是关键的一步。这几天来，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太多的表演，听到了太多的语言，也想到了太多的问题。在北戴河的日子里，外人看来，这位青年将军一直在打球、游泳，乐不思蜀。但是其实他在私下已经认真了解了中原战场的情况，根据各方的情况，对所有的军阀势力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思索，对东北军的未来与方向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原战场的战斗此时正如火如荼，四方苍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张学良也知道，自己的这一步决定对中国的命运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作用！
1930年9月18日，南京政府接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张学良将军拥护中央南京政府的和平通电，这意味着，经过一个月的思考和角逐，南京政府即蒋介石方取得了胜利，张学良的态度是：帮蒋。东北军入关了，武装调停内战的活动开始了。东北军一进入战势，即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战局的变化。反蒋联盟土崩瓦解。10月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几十天后，在11月12日，到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四中全会，面对盛大的欢迎队伍和隆重的欢迎仪式，张学良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当然，他也不会想到，只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曾将自己视为救命恩人的“大哥”蒋介石会突下狠手，断送了青年将军一生的前程，也令他从此再也与秦皇岛无缘相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张学良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大好河山落入夷狄之手，而蒋介石则推行不抵抗政策，枪口一致对内，而不是对外。张学良已经骑虎难下，只能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国联调查团身上。
1932年初夏，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到了北平，会见张学良了解自日本开战以来东北各省的情况，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责任，他们要将军为他们提供一个清静的环境便于起草调查报告书。自然，张学良想到了北戴河，于是，他指定北平铁路局局长高纪毅、北平行营总务处长朱光沐及他的高级副官朱海北一行人，组成了国际调查团海滨接待组，并由北宁铁路总局拔款10万元，赶建电灯房，安装路灯，粉刷整修各国代表的住所，为他们的到来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
国联代表团到来的那一天，北戴河海滨火车站搭了高大的彩坊，主要街道的两旁也都挂上了欢迎国联调查团的横幅与彩旗。在这个隆重的形式，也反映了张学良的一些心理活动，他想寄希望于国联调查团，洗清自己背负的罪名。所以在行前，他还专派了中校参谋张伟滨率卫队护送，照顾的不可谓不周到。
但是国联调查团还是让张学良失望了，调查从开始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掣肘，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国政权处处刁难，而在起草报告书的过程中，各国代表也不能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意见不一，且也有些国家明显偏袒日本，压制中国。尽管调查团里有中国人顾维钧的努力周旋，但终归是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国联调查团根本无能力也并不是全心的想帮助中国人取得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一切都没有结果，李顿只能宣布回总部再议。国联走后，所有的调查活动与团体都冷清收场。而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也没有因此而得以洗清。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将军终于在这一天，彻底洗清了加于他身上的种种指证，他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对掌权的蒋委员长实行了兵谏，以武力逼迫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也邀请中国【niulv.com】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促使国共合作抗日大计的实现。从此，张学良将军确立了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美名，也揭开了他人生的又一个新的篇章。但是，他没有料到，蒋介石最后会背信弃义，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也断送了他以后的政治生命。在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继遭蒋介石软禁，一下子就被囚禁了几十年，除了每日阅读和精研明史外，与他陪伴的只有红粉知已赵四小姐。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才重新获得了自由。但赵四小姐仙逝后，张学良也失去了生命里最后的珍藏。2001年10月15日，一百零一岁高龄的张学良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
张学良的一生，大起大落与喧嚣平静此起彼伏，即跨越了百年历史的各个横断面，也见证了历史影响于中国社会的各个瞬间。如今，将军虽然已经骨灰如云散，但是他与秦皇岛的一段情缘，却已经成为秦皇岛人记忆里的一道风景，在今天，依然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