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考古研究50年

大同，是北魏的故都，也是公元5——6世纪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云冈石窟作为北魏建都平城时留下的大型石窟寺庙文化遗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期产生的典范，是世界石窟艺术第二繁荣期杰出的例证。进入20世纪后，经过各国专家学者的共同耕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给予的高度重视，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考古研究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当今国际社会，在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认识上和佛教考古艺术的研究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借云冈石窟建所50周年暨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我们概况性地总结并回顾50年来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考古研究的历程，对今后工作的部署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从20世纪初至今，云冈保护与考古研究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20世纪初萌芽期（1902——1949年）从学术意义上讲，最早调查云冈石窟的是1902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考察活动。同年，他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提出云冈造像受西方犍陀罗艺术影响的观点。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云冈进行调查，率先公布了一批云冈石窟的图像资料。在日本，还出现了关于云冈造像渊源问题的讨论。大村西崖在《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中认为，云冈早期雄伟的造像形象是表现北魏拓跋鲜卑民族最理想的形象；松本文三郎和关野贞认为，中印度笈多造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云冈造像艺术；塚本善隆认为，昙曜五窟是为太祖道武帝以下五帝所造；小野玄妙勾画出从犍陀罗沿丝绸之路发展到龙门的谱系，突破了以前云冈研究的局限性。瑞典喜龙仁是西方研究云冈影响最大的学者，他在《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一书中对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特点进行了论述，认为云冈造像明显具有两种风格：一是印度式风格，主要表现在大像雕刻上；一是汉地本土风格，主要表现在小型造像上。我国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首推陈垣先生。1919年，他从史料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史料进行考证，发表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后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文中指出，昙曜既是云冈石窟的创凿者，也是云冈译经的创始者。稍后，从事佛教史研究的汤用彤先生提出云冈佛教造像源出凉州的观点。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在云冈进行调查，从建筑学角度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书中系统地分析了云冈石窟中的北魏建筑样式，指出了云冈北魏建筑的西方因素和汉地传统因素。此外，大同学者白志谦编写的《云冈石窟寺记》，对云冈当时保存状况做了客观的调查，并注意到对云冈窟檐遗迹的记录，这是当时中国学者比较详尽的一份调查报告。云冈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是，1938年至1944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在云冈石窟进行的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同时在第7——13窟、14——20窟等窟前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二．建国30载开拓期（1949年——1980年）石窟保护方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对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管理工作十分重视。1950年，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派裴文中同志率领雁北文物勘查团到山西北部进行调查，发表了《雁北文物勘查报告》。1955年设置了专职机构大同市古迹保养所，后更名为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和管理工作。从1949年至1980年的三十年间，云冈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60年，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云冈石窟保护专家会议”，拉开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云冈石窟的序幕。随后，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会同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化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合作，就云冈石窟的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并对云冈石窟的地形、气象及其它国内外有关石窟保护，防止岩石风化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经过初步踏勘与研究，全面了解了云冈地区的地质状况，找出岩石风化崩裂坍塌的原因，提出若干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选择崩塌和风化情况比较严重的第1窟和第2窟做为试点，撰写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修缮工程第一、二窟试验性修缮方案说明书》，在岩石加固的化学方法处理上，针对云冈石窟的残破情况复杂，提出《云冈石窟岩石加固的化学方法处理问题》，应采取土木建筑工程和化学方法处理并举的措施，以求收得比较全面、彻底的防护效果。从1962年至1964年先后对云冈第1窟塔柱、第10与第11窟前立壁间一龛内佛头、臂膀、第14窟塔柱以及西部窟群危岩裂隙进行了化学材料灌浆、粘接加固试验，在石窟稳定性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经过多年的试验，应用环氧树脂进行裂隙灌浆并结合锚杆加固洞窟的方法已经成熟。1974年——1976年，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对云冈中央区主要洞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维修，基本上解决了该区域石窟的坍塌问题。1978年3月，由我所与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在石窟围岩高分子化学材料灌浆加固研究及其实际应用上取得成功，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目前为止，该项技术仍在国内石窟保护领域广泛应用。这一时期，国内各研究机构有关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北京地质学院王大纯、沈孝宇撰写了《云冈石窟工程地质问题》，通过对云冈石窟的工程地质和测绘等综合性的调查研究，认为崩塌是云冈石窟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之一；风化是又一严重问题；水与岩石长期而缓慢的相互作用是雕刻品遭受风化破坏的主要原因。林茂炳、赵不忆撰写的《大同云冈石窟岩石风化调查报告》将云冈石窟风化类型进行详细划分。此外，北京地质学院山西云冈石窟物探科研队应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对云冈石窟岩体裂隙发育情况和砂岩风化进行了调查，撰写了《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云冈石窟的应用》一文，这是应用地球物理方法在文物保护研究中的首次应用。石窟研究方面1951年至1956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出版了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该著十六卷三十二册，内容广博，卷帙浩大，代表了当时云冈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成果影响至今。宿白教授，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宿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善本书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抄本。50年代初以来，又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先后完成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校注》、《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等文章，通过对历史上云冈石窟的寺院设置及沿革、洞窟的整体布局和分期的深入研究，进而对云冈石窟的编年提出新的学说。1977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李治国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丁明夷首先采用宿白先生创导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完成了《云冈石窟》一书。1978年，宿白先生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对云冈的分期及其历史背景做了全面的阐述，并由此引发了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的一场讨论，这也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实际上，长广先生与宿白先生关于云冈石窟分期之争，是一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它对推动云冈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刘慧达先生对北魏石窟中的三佛题材和三佛窟的演变做了分析探讨，同时研究了北魏石窟与禅修的关系和北魏石窟的性质问题。这一时期的云冈考古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闫文儒、杨泓、董玉祥先生对云冈石窟造像题材的考证与分析，吉村怜、常任侠等对云冈石窟佛教艺术的探讨。三．80年代以来，构建科学保护与学术研究发展期1980年以来，改革开放给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下，先后完成了“云冈石窟‘八•五’维修保护工程”、“109国道云冈段改线”、“云冈石窟景区周边环境整治”等保护工程，以及正在开始实施的“防水保护工程”。目前，研究所保护方面承担的国家文物局、省科委等部门资助的五项科研课题；考古研究方面承担的国家文物局“云冈石窟洞窟调查”课题项目已经启动。1、云冈石窟“八•五”维修保护工程。随着石窟岩石稳定性问题的基本解决，石雕风化问题就显得突出。通过上一阶段近30年的研究，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各级政府拨专款从1990年开始进行“云冈石窟‘八•五’保护维修工程”。经过当年召开的“云冈石窟石雕风化治理规划”专家会议论证，认为造成石雕风化的主要原因是水和大气污染，为此采取了防渗排水、改善环境、修建保护性窟檐，加强基础建设等综合治理措施，先后完成了①降低窟前地面，修筑排水渠道；②修建第7、8窟木结构保护性窟檐；③在石窟崖顶绝对保护区修建筑保护性围墙；④局部石窟顶部防渗排水试验研究工程；⑤洞窟保护维修加固工程等多项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治理环境污染的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环境污染是造成云冈石雕风化的主要原因。而当时仅距云冈石窟350米的109国道云冈段是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大吨位运煤车辆通过，引发的粉尘污染致使该地区的空气污染物含量，特别是总悬浮物含量严重超标，对云冈石雕造成严重威胁。经多方呼吁和长时间努力，得到了原国家计委陈锦华主任、交通部黄镇东部长、山西省政府以及大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投资近2.3亿元人民币，将109国道云冈改线26公里。从而彻底解决了109国道段的污染问题。同时，大同市人民政府投资1800万元人民币，将原109国道云冈段辟为云冈旅游专线，并对专线两侧及视线所及范围进行多次大规模绿化，从根本上改善了云冈石窟的周边环境。3、走向世界的国内及中外合作的保护研究。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手段来研究文物保护问题，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取得共识。在石窟风化研究方面黄克忠首次从地质学角度论述了云冈石窟石雕风化的情况及风化类型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治理风化石雕的设想。黄克忠、钟世航在国内首次应用微测深仪对云冈石雕风化部分的深度进行了测试，推断一般风化深度在0.2——2cm之间，最深达7cm。在环境影响研究方面，解廷藩、苑静虎、黄继忠等提出环境污染对石窟风化起到了催化和促进作用和气候环境的变化对石窟影响的基理。黄继忠指出粉尘对石雕影响，既有物理作用，又有化学作用，二者长期共存，交替作用，互相促进，使云冈石雕严重风化。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所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完成防渗排水、气象、环境的监测、颜料分析和管理培养等项目。1998年9月7日至10日召开了“中德专家合作保护云冈石窟98科技研讨会”，就云冈的石雕风化原因及科技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影响云冈石窟石雕风化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是水和环境污染等因素。4、石窟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云冈窟前遗迹发掘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规模十分有限。70年代以来，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会同中国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所、大同市博物馆等单位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均取得了较大收获。如1972年，在第9、10窟窟前发现了前后二期建筑。第一期建筑遗迹是一处面宽七间北魏以后辽代以前的窟前建筑。有学者怀疑这就是《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的遗迹。第二期是一处面宽五间、进深二间辽金时期的建筑。同时在9、10窟立柱上方风化严重的崖面上发现屋顶出檐和人字形叉手的遗迹，表明北魏时期第9、10窟整个外观是一座十分壮丽的仿木构建筑窟檐。此外，在第12窟外崖上面发现庑殿顶屋檐，从而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窟檐问题。1992年至1993年，对部分窟前建筑遗址做了清理发掘工作，发现四处建筑遗址，最重要的是在第3窟遗址的发掘，发现窟前面宽九间、规模宏大的辽金建筑遗迹，同时在窟内外发现了北魏时期基岩地面未凿完的遗迹现象，揭示出北魏开凿石窟程序、方法等前所未知的情况，对于研究诸如云冈这样大的石窟工程的开凿次序和操作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石窟考古研究方面。1987年，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式与发展》一文中提出“云冈模式”这一概念，强调了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他认为：“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把云冈石窟研究价值提到如此高度，正是宿先生全面考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精髓所在。云冈文物研究所专业研究人员在国际、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另外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等近十种大型图书。近年来，国际云冈研究异常活跃，出现了一批新生代学者，如日本的八木春生、石松日奈子、小森阳子，美国的汪悦进等。与此同时，大同市地方学者的专著也纷纷问世，如赵一德的《云冈石窟文化》、王建舜的《云冈石窟审美论》等等。四．21世纪初的计划与工作21世纪，云冈在科学保护、考古研究、遗址管理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攻克国家“十•五”计划中保护方面研究课题。要实现已列入国家“十·五”计划中“云冈石窟石雕文物防风化治理，即防水工程”重大课题的突破，需要用新技术、新手段勇于探索，积极思索，努力实践，还要与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联合攻关。2、建立完整的云冈佛教考古资料系统，有计划地刊布云冈石窟调查报告。20世纪50年代，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写的考古调查报告尽管水准很高，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还存在许多遗漏和不完善的地方。佛教石窟考古报告的调查与编写，是石窟保护与石窟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已就国家文物局立项的“云冈石窟洞窟调查”课题多次向专家、学者征询意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3、严格以《世界遗产》标准对石窟遗址进行科学管理。云冈石窟是2001年12月14日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我所做为政府委托的机构组织，将严格按《云冈石窟规划》履行工作，积极探索石窟寺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开放利用新途径，深入研究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走出一条既稳步前进又健康发展的路子。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使云冈石窟成为文物史迹保存良好、旅游便利、设备完善、环境优美、管理体系健全的世界文化遗产，真正成为国际化的学术园地和旅游胜地。发言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