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普陀驻泊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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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东渡，是中日文化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鉴真历时十一年的六次东渡，五次受折，并且三次途经舟山群岛，他在舟山留下了传奇的足迹。但由于古籍文献记载不详和古今地名不同，中日两国学者对其中的某些岛屿注释时观点各异，众说纷纭。本文试就对鉴真东渡在普陀的某些驻泊地作一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图片作者:肖峰宋韧作

浪岗山不是鉴真“理舟”之地的狼沟浦

《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记载，鉴真在唐天宝二年（743年）春第一次东渡计划未曾出海就告失败后，但他并不气馁，同年十二月，鉴真一行由扬州举帆起程，“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波击，舟破。”

狼沟浦在哪里？史学界一直有多种说法。首先是日本学者藤田元春在《上代日支交通史的研究》中称：“狼沟浦恐在今南通县之南，近狼山，位于扬子江北岸的港口。”第二种是“苏州界太仓狼港说”。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博士，他指出“狼沟浦不在南通附近，而是现在太仓浏河口附近的狼港”。但史学界认为，以上两说早已被唐鉴真弟子丰安所撰《鉴真和上三异事·海路庶奇异》中提到的“（鉴真一行）天宝二年十二月，在明州界狼沟浦遭恶风浪”的论据所否定。应该说丰安是鉴真的嫡系弟子和第二代继承人，他所撰的文章当为鉴真口述的真实记录。

第三种说法认为狼沟浦就是舟山群岛的浪岗山。这个说法在近年出版的《嵊泗县志》和有关报刊中都有提到：“明州界狼沟浦当为今嵊泗县之浪岗山。”尽管此说依据是当时的浪岗山属于“明州界”。但此说也有值得探讨之处。

浪岗山地处舟山群岛最东端，孤悬极东大洋。《浙江省普陀县地名志·浪岗列岛》曰：“列岛山势险峻，整个岸线多弯曲割裂……渔民历来有：‘浪岗三块山，上落实烦难’的说法。”列岛“所有岛礁均由花岗岩组成”，根本没有滩涂可觅。我们从至今日本所藏的《东征传画卷》中“潮来水至人腰，大和尚坐在芦苇上指挥营救”的场面来看，狼沟浦应该位于浅海滩涂，而非四周均是危崖险礁遍布、“水深均在20米至50米，东侧水深达100米”的深水大洋。此为其一。

又据《普陀县地名志》说，浪岗山风浪特别大，“1977年8号台风浪高达35米，浪花拍过中奎岛中部81米高的泥河岗。平时船只经此也颠簸不已，故素有‘无风三尺浪，有风浪过岗’的民谣”。可见，浪岗山不但没有生长可用来作为被鉴真大和尚乘坐的芦苇。更何况遇飓风船破落海的僧俗们，即使能逃到距潮水几米远的汰横（岩礁）上，也要提防被几十米高的滔天巨浪“抓去”。因此，僧俗们根本不可能在“水至人腰”处“打捞货物”。此为其二。

《东征传》中说，船“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波击，舟破，人总上岸……更修理舟，下至大板山泊，舟去不得，即至下屿山。”这些记载表明：当年的狼沟浦既是鉴真一行第二次东渡受折之地，也是第三次东渡的起航地。这又说明狼沟浦必定是一个海陆相通的港湾，并且具备淡水、柴粮等物资补给的条件；同时，既然能把打破的舟船修好，狼沟浦起码有一个能搁浅大船的修理场地；再则与狼沟浦通陆的地方要有修船的木材、桐油、石灰、铁钉等物资可购，否则怎能“更修理舟”？而浪岗山这个巨浪滔天、总面积0.4平方千米的外洋无人荒岛，根本不可能具备“更修理舟”和“东渡起航地”的条件。此为其三。

综上所述，狼沟浦不可能是东海外围的浪岗山。由此，我赞同唐忠义先生提出的“鉴真所到的狼沟浦，应该是慈溪观城镇浪港山”的观点。

下屿山可能就是桃花港畔虾峙山

《东征传》载，鉴真一行在明州狼沟浦修理好船只以后，又开始了第三次东渡。这次东渡驻泊时间最长的就在“下屿山”。“下至大板山泊，舟去不得，即至下屿山。住一月，待好风发”。据以上《东征传》原文考查，鉴真一行第三次东渡驻泊地的“大板山”、“下屿山”当属同一海域，即在中日南路航线舟山群岛南部海域无疑。但离今千余年的古代地名，由于舟山历史上遭受明清两次海禁迁徙以及官方和民间地名的历史变迁，以致造成“下屿山”的地名湮没不显。历代史学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基本有三种。

一是五屿说：日本学者藤田元春根据其对大板山位置的推定，认为“下屿山就是舟山群岛中的五屿”。二是下川岛说：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博士认为“可能是舟山群岛黄泽洋的上、下川岛，特别是下川岛”。三是西蟹峙说：近有学者在报刊上撰文说：“鉴真一行在大鹏山难以入港停泊的情况下，选择距大鹏山最近的一处港湾——西蟹峙锚地停泊。”由此可见，对下屿山具体位置的看法，互相之间相差甚远。近年来，笔者根据当时航线和附近地名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研究和考证，认为下屿山可能就是今普陀区东南的虾峙山。

首先，从唐代中日交往的南路航线来看下屿山的位置。从浙东直航日本的中日南路航线，早在鉴真东渡之前已经开通。远的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徐福东渡。正如日本《秦徐福碑》碑文所载：“放船于吴越之地者，遭风箭激，则必来于此”，“至于今吴越之船，漂来于此者，不可胜数”。而在日本定居的“秦汉归化人”后裔们，他们之中的“其上人民，时有会稽货布”亦在情理之中。这条航线距离短，也不经过第三国，而且是一条较为安全便捷的航路。因此，日本的遣唐使和鉴真六次东渡及明代日本国朝贡贸易等多数走的都是宁波—普陀（乌沙水道）—日本这条航线。

普陀的乌沙水道作为交通海外的门户之一起源甚早。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水道两侧的兵船湾、石牛港、小山头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晚期遗址，并有石斧、石戈、陶器以及大量汉晋时期的古币等文物出土。唐代日本遣唐使多次经此水道入明州港。宋元时期，随着大批商船、渔船在乌沙门往来，官府在此设立“砂岸”，专门管理船舶和税收。明代，“日本国贡使来华勘合贸易船，大部分也从日本五岛直接开往乌沙水道在莲花洋停泊”。海面上“日本贡船连云”。明李言恭、郝杰同撰的《日本考》云：从日本的五岛历天堂官渡来浙东，“多则至乌沙门分踪”。明嘉靖《定海县志》载：“战船分哨于石牛港、乌沙门”。天启《舟山志》也有“倭犯浙东海滨”，“其来也自日本五岛开洋”，“更历数潮泊普陀乌沙门”的记载。清康熙《定海县志》、光绪《定海厅志》也有“汛期泊船巡哨白沙港、乌沙门一带”的记载。清代诗人朱绪曾“乌沙门外鼠倭奴，失水蛟成虎负嵎”的诗句，也是对乌沙门为我国海防要地，中外航运要道的真实写照。可见，唐宋以来的乌沙水道是中日南路航线的必经之路无疑。而虾峙山就处在这条中日航路必经之地的乌沙水道南侧十多公里的位置上。从明州（余姚郡）狼沟浦出来的鉴真东渡大舶，经定海螺头水道后因风暴偏离航向，不得已在航线南侧的虾峙山停泊。这个停泊地与原选择的航线又不是很远，且这里也是一处较好的泊留、补给之处，所以鉴真在虾峙山驻泊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其次，虾峙山有适应鉴真东渡驻泊的港口条件。虾峙山（岛）地处舟山群岛的东南部，南北的六横、桃花诸岛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自古就是优良的避风基地。全岛长10千米，面积约16.7平方千米。岛上大岙、礁岙、石棚港、黄石岙、河泥漕等十余个港湾有数千亩之多，一次可停泊大小船只数千艘。

鉴真一行自天宝三年春离明州狼沟浦以后，直航至舟山岛南面的大板山停泊，但因风向等原因，无法继续泊驻，故驶往虾峙山（下屿山）驻泊。这虾峙山虽然与原选定的从乌沙门开洋的航线有些偏离，但毕竟是离乌沙水道只有十几公里的水路，同属一个区域。所以在虾峙山整整等待了一个月之久。终于等到了开春之后一个难得的顺风好潮，他们就欲经桑石山（疑是大双山、小双山）从乌沙门开洋驶向日本。但遗憾的是当他们在虾峙门航道中行驶时，由于对桑石山错综复杂的地形不熟，又因“风急浪高，舟着石”，触礁桑石山。故造成“舟破，人并上岸”的被动局面。幸好全体人员登上桑石山后，在岛上等了8天，“后被官船送回明州（宁波）”。因为当时从乌沙门开洋这是鉴真一行选定的航路，也是历经几代人许多磨难而开辟出来的一条相对稳定的行船路线，更何况是已被中日遣唐使船队实践证明过的航路，所以鉴真一行心里时刻有这条航线，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总是沿着这条航路走的，实际上他们每次东渡都是按此航路行进的。

再次，虾峙山与下屿山的发音相似，其名称书写形式历代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还是相似。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和明嘉靖《定海县志》写作“虾崎”，清康熙《定海县志》和民国《定海县志》为“虾岐”。而“峙”与“屿”在舟山古今地名中有相通的现象，如双屿港也有叫做双峙港。宋《昌国县境图》中将今长峙标作长屿，五峙标成五屿。民国《定海县志》中将鲁家峙写作庐家屿，东蟹峙、西蟹峙写作东蟹屿、西蟹屿，盘峙写作盘屿等等，可见舟山人“峙”与“屿”字相通。由此推理，可能今虾峙山的名称就是从唐宋时期的“下屿山”演变而来；或者是因“虾”与“下”发音基本相同，一千多年以前的日本学者可能不会太多去注意这两个字的发音，或为节省时间，将“虾”字简写成“下”字。

顶岸山应该是今桃花岛上对峙山

鉴真东渡，打击最大的可能要算第五次东渡。这次在海上遭受的磨难远胜于前几次，因季候风向难测，在舟山海域来回漂泊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然后从定海港的暑风山“指顶岸山发”，但仍未到达扶桑，强劲的东北风，一直把船吹到海南岛。但以上文中的“顶岸山”与现今地名很难“对号入座”，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著名学者汪向荣先生在《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中引用了两位日本学者的观点：“藤田元春主张在舟山列（群）岛南，属象山的珠岩山；而安藤更生则以为应在普陀山南的朱家尖”。另有学者在《舟山史志》中也作了不同的解释：“顶岸山应为今天朱家尖以东的里外洋鞍山”。可见，这些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近来经过实地考察和调查，凭着当地的史志资料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顶岸山即为今桃花岛对峙山”的管见，供读者参考。

其一，顶岸山应在暑风山的东南，又是乌沙水道的重要“参照系”。鉴真一行的目的地是日本，他们在定海的暑风山停泊一个月后，即在天宝七年（748）十月十六日这个刮起西南风的早上“指顶岸山发”。可见顶岸山必定是在他们选定的开洋地——乌沙水道的侧翼，而且顶岸山应该是水道旁最高的或者最有代表性的山头。考察乌沙门水道两侧最高的山头，北面有朱家尖岛的大青山，南面有桃花岛上的柽岸山（今亦称圣岩山、对峙山）。而柽岸山要比大青山高出160多米。因此，柽岸山就成为中日南路航线经过乌沙水道时的重要“参照系”。足见，鉴真一行“指顶岸山发”也是在情理之中。

其二，柽岸山与顶岸山只有一字之别，而且发音也基本相似，故顶岸山是柽岸山的转音。据宋宝庆《昌国县志》等古籍记载，柽岸山排列在浡涂山（今佛渡岛）、崑斗山（今桃花岛西北部）、登部山（今登步岛）、马秦山（今朱家尖岛）附近，属安期乡境内。而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二“乡村”篇中，浡涂、崑斗、登部、马秦等均列入安期乡四十七岙之中，柽岸山不在其中。可见，柽岸山不是一个岙（自然村），也不是一个岛，而是桃花岛上一座最高的山峰。又因鉴真弟子思托委托撰写《东征传》的作者是一位日本学者，他对个别汉字读音不一定能听得很准，故在作者的笔下“柽岸山”转音演变成“顶岸山”。

其三，圣岩山与柽岸山字形相似，为使地名更为含蓄，特意将柽字去“木”为圣。一个地名的形成，总是和地理、社会、历史等因素分不开的。古人取名，首先讲究的是含义。柽岸山的地名，在明天启《舟山志》中还有出现，但在清代的志书中已经找不到了，这可能与舟山海禁迁徙的因素有关。因为在清康熙年间“海禁”解除以后，新来定居的人们根据他们的认识程度，为使地名内涵变得更为含蓄、隐喻，更能体现秦代“圣人”安期生在此山泼墨成桃花纹的传奇色彩，在基本保留原来读音基础上，特意将“柽”字去掉木字旁，改为“圣”字。而“岸”与“岩”又是谐音，并且含义更为逼真。所以在清代的时候，柽岸山演变成圣岩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能证明的是，人们将山巅附近的石洞也叫做圣岩洞；岛上的人们为了表示对“圣岩山”地名的认可，同治四年（1865）里人在圣岩洞旁边创建的寺庙，也用此山名来命名，起初取名为圣岩堂，光绪年间改称圣岩寺。现今的圣岩寺有殿屋20余间。至今的桃花岛上还保留着数处以“圣岩”命名的地方，正说明这里是古“柽岸山”的所在。

综上所述，“对峙山说”的观点也印证了日本学者安藤更生提出的鉴真东渡走“朱家尖”乌沙门的观点。而对峙山不但具有地处乌沙水道侧翼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具备柽岸山与顶岸山谐音而且至今还保留“圣岩”的地名等等，这些“证据”是舟山群岛上无论哪一个山头都无法具备的。

鉴真东渡，成为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研究鉴真东渡，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以及促进舟山普陀乃至整个浙江的开放和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